澳門從來就與中國共命運，當面對外敵入侵，當然奮起對抗。嶺南畫家在寺院振臂響起了抗戰救援的呼聲。1931 年的“九一八事變”，日本侵華戰事開始，到 1937 年的“七七事變”，乃至 1945 年抗戰勝利，當時澳門在葡萄牙的管治下成為“中立區”，而作為華南地區唯一沒有發生戰事之緩衝地。然而澳門當然沒有置身事外，一方面作為避難之所，同時各界同胞在大後方也積極參與救援。當日本發動瘋狂轟炸，戰事禍及內地同胞，大批難民扶老攜幼，紛紛逃至澳門，原本人口在 1937 年的 15.7 萬，經過數年的難民潮，到 1944 年最高峰時達至 50 萬之多。面對大量難民陸續湧入澳門，收容安置成為社會難題，全靠官民合作，各方努力才得以解決。觀音堂作為一座寺廟，沒有避世，在時任住持慧因和尚的帶領下，積極響應，收容了不少文化界名人，令觀音堂成為澳門其中一個避戰的棲息地。 

  嶺南畫派宗師，也是曾是澳門同盟會老會員的高劍父，於 1938 年在廣州淪陷後偕同徒弟們來澳門，避居於普濟禪院，輾轉與從廣東來澳的國畫家關山月共聚於此。他們在澳門研習中國現代繪畫的新方向。當時澳門雖然避過了戰爭，然而交通幾乎斷絕，小城物資短缺，大眾生活艱苦。觀音堂的法師和各界人士一起，也承擔起救援的責任。他們共同創作了不少抗戰的宣傳作品，尤其是高劍父等文化界的書畫作者，創作書畫作品以作義賣，所得款項以支持前線。他們將國家命運與個人藝術生命緊密聯繫在一起。可見，普濟禪院與國運的起伏息息相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