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開一本已經發黃的觀音堂廟譜，呈現於眼前的是普濟禪院的法脈傳承，以及歷代祖師和住持的資料，讓我們可追尋一些被遺忘的人與事。這是由遐齡和尚在民國時期編纂的傳法圖譜，名為《觀音堂法源圖譜》（遐齡寫存）。《圖譜》完好保存着，內文所見，他也要求佛門中子孫各代需抄寫和完善，不斷延續。由此可知，該《圖譜》的整理可追溯的版本乃由遐齡共享（遐齡和尚）編寫。遐齡為禪院的第八代弟子，曾任媽閣廟住持。現在可找到的《圖譜》版本是民國時期，由第十一代弟子見圖耀融和尚整理，並在他的師叔（或師伯）慧因和尚的指導和參與下，基於遐齡和尚較舊的廟譜上，搜集相關資料，查閱舊檔案後，重新整理抄寫完成的。他在序言中說明，《圖譜》對於了解禪院源由之重要，以免社會以訛傳訛，抄寫者寫下：於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元月十七日，見圖耀融書於正覺禪林內室。在此一提，正覺禪林在媽閣廟內，當時由普濟禪院僧人管理。

  觀音堂為子孫廟，法脈代代相傳。《圖譜》開宗明義說明宗派的傳授，以及傳法至澳門普濟禪院的始末。當中明確寫明了廣州長壽石濂大汕禪師為洞宗的第二十九世祖，同時為廣州長壽和肇慶飛來寺兩廟的開山祖師，也記錄了大汕曾經被安南國王詔為國師，有呼風喚雨之能。他的弟子是慶餘興宗，而徒孫循智法楷，也是澳門普濟禪院的初祖，即第一任住持。

遐齡和尚編修的《觀音堂法源圖譜》

  誠然，有學者對於循智是否大汕和尚的徒孫提出商榷，史學大家姜伯勤先生就曾進行深入研究，並指出大汕應為循智法楷的徒孫。如此大的反差，推翻了人們一向的認知，這當然有他的依據。其理據之一，是基於慧因住持在後山安奉祖師的普同塔所誌：“本山自天啟三年由循智祖師斥衣鉢資購下。崇禎五年建斯普同塔⋯⋯”按此說法的話，循智和尚早於 1623已經斥資購買此山，1632 年建塔，因此明末期間便在禪院活動，較以上提到大汕於 1696 年從越南回澳門，修建禪院的時間，早了七十多年。還有，姜先生根據各種史書中記載，指出曹洞宗的世代排位，當中有“五代疊出”之例，即是，大汕的二十九世祖，其實是三十四世，而循智法楷（曹洞宗第三十一世祖）實際上是二十六世，而且循智和尚也曾經“主席長壽”等等。這的確值得思考。然而，筆者細看《圖譜》中內容，發現這一點：洞宗第二十六世祖，建昌黃龍壽昌無明慧經禪師住江西壽昌寺，創續二十字為脈：慧元道大興、法界一鼎新、通天並徹地、耀古及騰今。

大汕和尚像（民國十八年即 1929 年，浴佛節後

三日博羅盧鎮寰繪，番禺胡毅生題）

  也就是說，傳授佛法的子孫，需按照此 20 字為法名排序，而代代相傳。當中可見石濂大汕（大），他師傅覺浪道盛（道）排在他之前，大汕門下的弟子是慶餘興中（興），以此類推，都跟隨此洞宗派別的規範。於是，再看循智法楷（法）排列順序，就說明了他與大汕相差兩代的依據，為其徒孫關係又是很合理。至於慧因地本和尚（“地”字也按規矩排）所誌的碑文，由於沒有標點，是否有其他解讀或者另有因由，則有待研究。歷史往往留下許多的懸念，也是給後來者更多探索和思考的空間。關於大汕與循智的關係，我們只能期待挖掘更多的史料以資佐證。在未有更確鑿的證據前，筆者尚且以《圖譜》的記錄、觀音堂整理的歷傳表、祖師堂的排位，以及後山的“大汕宗風”牌坊等作為依據，可信普濟禪院初期的興建以及禪宗的傳播與大汕息息相關，其功德毋庸置疑。而他的徒孫循智法楷，被安排負責擴建寺院，同時在普濟禪院擔任第一任住持，由此開始了普濟禪院在澳門的發展。